徐驰是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这是一家有着2000多名律师的大所。
两年前，徐驰开始谋求改变，不断出钱、投资源，付诸行动，变化也开始积少成多。
而他的工作，也大多转移到了线上，在项目管理、知识库和聊天框之间娴熟切换。
“我们这两年做的事，是把法律顾问服务流程化、透明化、标准化、数字化，目前已经收到了实际效果，仅沟通时间就省去了80%。团队不断沉淀数字资产，年轻律师也更好地实现了价值。”
在徐驰看来，一些改变，才刚刚开始。
通过数字化平台办公
为什么工作总是如此地慌慌张张、匆匆忙忙？两年前，徐驰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。
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以常年法律顾问服务（以下简称“常法服务”）为主业的律师们几乎都有同感。
徐驰后来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比如起草一份合同，可能需要48小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客户不断打电话、发微信催促，恨不能现在、立刻、马上能够拿到内容。
“其实哪儿有那么多急事？只是客户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开干，是否全力在干，而这种不确定性，造成了不信任感和极高的沟通成本”。
怎样才能让客户真正信任律师？快递查询给了徐驰启示。
他说：“我们网购后，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去催问快递公司东西运到哪儿了，因为他们会主动实时更新动态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每一步。”
照此推断，徐驰认为自己需要去做两件事：一是让常法服务的流程在线实时更新；二是让客户能够看到每一步进展。
不过像快递公司那样自建系统，成本高昂，对徐驰而言不现实。
徐驰本科念的是工程管理专业，有比较强的工具思维，2016年他为一家投资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时，一周之内需要同时完成分布在多地的十几个标的的尽调工作。
第一次同时兼顾这么多项目，给徐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同时也让他意识到，律师的法律服务工作也可以实现知识管理功能。
徐驰的客户以科技公司和医疗行业企业为主，他把企业常法服务大致分成了八大类，涉及人力资源、合同管理、品牌商誉维护、投资、企业合规性等，每一类都有相对通用的流程。
他根据过往经验逐一提炼，制成模板固定在数字化的移动办公平台钉钉项目管理应用上，并关联知识管理应用的条目。
比如每一步该干什么，怎么往下推，具体责任人是谁，需要投入多少人力，需要哪些材料等事项，都“导航”得清楚明白。
“目标——项目——任务——群组/成员”，沿着这条路径，常法服务分门别类实现了标准化。
客户在钉钉上发送消息提出需求，徐驰团队根据紧急程度定级，在项目管理中制定计划，分解任务，每完成一项子任务，都即时更新动态，客户可以主动查看，律师同时会向他推送钉钉提示消息。
数字化平台办公的方式，徐驰小范围试了试，效果很好，在线化、透明化，让客户有了信任感，他们不再焦虑。
不仅如此，由于律师和客户都可在流程中随时补充、更正信息，信息的准确度也大为提升。徐驰逐步扩大了使用范围。徐驰受邀参加知识管理分享会，就咨询顾问行业的知识管理进行专题分享。（图片来源：受访者供图）
不见面、不打电话的法律服务
徐驰提出了自己的超前理念，他总结为两少一多，尽量少跑腿、少打电话、多上线。
北京这么大，一个小时的服务，途中来回可能需要三个小时，半天时间就没有了。
客户习惯打电话，法务打，业务打，老板也打，大量的重复、无效沟通，信息传递也不准确。
现在，所有人都上线，都在同一个界面上交互，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，沟通也变得顺畅高效。
刚推出这套模式时，徐驰的一些客户不接受。
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全社会按下了数字化的快进键，在线办公产品被大范围使用，法律服务行业也深受触动。
特别是疫情初期，律师迫不得已只能在线提供服务，这对律师和他们的客户而言，这相当于做了一场强制性试验：不跑腿、不打电话到底行不行？
徐驰团队直到4月才恢复正常的到场办公，此前的一连两个月只能在线办公。
客户起初被动去习惯，后来发现不仅效果没打折，反而体验更好。
据初步估算，因避免了无效沟通和重复沟通，仅沟通时间就省去了80%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
2020年全年，徐驰新增客户20多家。
徐驰团队总共9人，除他之外，以“90后”年轻律师为主。
客户打开项目管理页面，可以看到具体由哪位律师在处理哪一步流程。
在徐驰的界面上，每位同事的任务数、任务分类、执行情况、重大风险事项等，都以柱状图、饼状图呈现，一目了然。
起初，徐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客户“认脸”，一些企业冲着他本人的资历而来。
但他确信，除了极个别高难度问题，年轻律师只要照着系统指引一步一步往下走，最后的交付不会有任何问题。
客户经常忽略一个事实：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在团队中，徐驰的时间最值钱，如果他事必躬亲，对应的服务费用，无论是按年计费，还是按次收付费不可能低。
徐驰在项目管理应用里开发了一个插件，每次开始在线服务，一键启动计时，这就把服务总时长有理有据地算清楚了，客户也能在线看到。
有家物业租赁公司，徐驰团队2018年为它服务了600多个工作时，一算账，还亏本。
但在2020年，他们帮这家企业公司理顺了采购、签约、催收等流程和文本，并全部在系统上做了标准化，在此基础上，2019年工作时缩减到了300多个小时，提效50%。
更高的费效比和人效比，这正是徐驰所追求的。
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、流程的不断完善，徐驰在团队常法服务中的工时占比从最高时的接近20%，降到了如今的3%，相当部分客户不再“认脸”，徐驰只需在关键节点为年轻同事们护航。
从“师徒制”到“知识库”2020年9月，徐驰在杭州参加云栖大会数智化应用专场分享活动。（图片来源：受访者供图）
崔甜梦今年27岁，研究生毕业求职时是徐驰给她做的面试。面试严重“超纲”，重点内容是关于数字化平台办公的详情介绍。
“我听后马上就动心了，感觉能学到东西。”崔甜梦说。崔甜梦本科学的也是工科，对流程、系统比较敏感。
徐驰坦言，他对工科背景的年轻律师有所偏爱，认为他们会更容易接受线上数字化办公的模式，大家在一起可以进行有效配合。
2020年12月，崔甜梦正式加入徐驰团队，从律师助理做起，起步却不大顺利。
春节后疫情暴发，她被困在了河北老家，那两个月只能通过钉钉远程办公。
她说：“我当时比较缺经验，一些问题拿不准，又不好意思一直打电话打搅前辈，就全部在项目管理流程中标注，主办律师同步就能看到，帮我补充把关。”
仅仅这一点，就让她感受到了数字化的优势。
目前，崔甜梦在各个项目中承担合同初审的任务。在她之前，有同事专门对接客户，创建任务，明确需求；在她之后，有人复核，清洁交付。
虽说是初审，但合同千变万化，要搞明白也并不容易。崔甜梦说，经过一年的历练，她成长迅速。
根据行业惯例，实习律师助理的薪酬通常一口价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拿到执业证了再商议加薪。
崔甜梦的收入却有很大的弹性空间，她透露自己目前的收入在同辈中偏高。
增收来自两部分：一是专业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效率；二是工作计时、在线透明，分配变得可量化，有效激励每个人。
徐驰正在搭建试图搭建一套薪酬算法薪资量化体系，推出了“燃点值”。
他根据执业时间、系统工时、主办项目数、非主办项目数等参数，确定团队每个人的“燃点值”，进而确定其每个人的时薪。
一些朋友担心崔甜梦在这套“流水线”里学不到东西，她并不这么认为，团队重点运营的知识库给了她极大帮助，每个项目的服务过程和相应的知识都沉淀在知识库里，只要她想学，随时都可以。
而每个知识条目都与项目任务关联，在明确客户需求后，大家先去知识库消化过往案例，0成本复用实务经验，经验细致到该如何跟客户说话，“确保实习生三个月内能上手”。
知识与任务的绑定还有强化记忆的作用，在实践中学习，更容易入脑。
随着知识库里的沉淀越来越多，徐驰开始打造编撰《律师培养手册》，他以时间为维度，对知识作了分层，实习律师入职第一个月、第一个半年、第一年、前三年分别该掌握哪些知识、积累哪些实践经验，都做明确指引和评价标准。
传统的律师培养模式是师徒制，师父干什么，徒弟就学什么；师父不会的，徒弟可能也不会。
“相比之下，我们在做刻意训练，每个阶段分别重点训练什么，很体系化，可以弥补师徒制下年轻律师的知识和能力盲区。”徐驰说道。
其他团队的经验和能力记在纸上，记在个人的脑子里，我们试图通过数字化实现团队管理的自动化，把它们记在系统里，记在“云”上。
律所数字化升级之路还很长
徐驰自我革命的变革有个的大背景：大量新人持续涌入，行业竞争加剧，律所降本增效迫在眉睫。
“像2005年到2015年那样的好行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人数激增势必引发价格战，但任何不以降本增效为前提的价格竞争，都意味着服务水平的滑坡。数字化是我能想到的应对当前形势的最好办法。”徐驰说道。
各大律所提出数字化升级已有些年月，但多半还停留在口头上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缺乏足够动力，质变性的成果有限。
像徐驰这样依托数字化平台服务客户，在业内属于跳跃式升级，绝大部分律所目前连内部协同的数字化都还没实现。
再加上律师群体本身偏保守，律所的决策人年龄往往偏大，对数字化缺乏足够深的理解，他们自身已经功成名就，对市场竞争的感知不如年轻律师直接，也不愿意下大血本去伤筋动骨。
律师服务的数字化、透明化，动力只能来自客户，来自市场。一旦越来越多的客户认准了新模式，律所不变也不行。
徐驰发现，一些同行发出过这样的抱怨：“比如需要找律师帮把手时，基本上靠随机找。先找甲，甲说没空就转头找乙，乙如果没空就再找丙。最后有空的，很可能是那个能力不足，大家都不愿找的律师。这种体验就很差，也会耽误许多业务的开展。”
在徐驰的系统里，他觉得这种事情不可能成为问题，因为在数字化平台上，每个人的日程安排都动态可见。
他说：“律师服务的数字化不等同于互联网律师，我们提供的还是传统法律服务，只是借助了更好的工具，创造了更高的效率。律师未来的竞争力来自时间管理和知识管理的优化。”
在同行看来，徐驰以相似客户的类型化需求进行切入，积极探索的同时不失稳妥，值得借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