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京报快讯（记者王梦遥）在深入司法体制改革和推行内设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，“捕诉合一”成了当下检察机关的一个“大动作”，近期，多地检察机关已全面启动改革试点。改革背景之下，多名律师建议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，以保证律师充分有效参与案件。

　　何为“捕诉合一”？

　　所谓“捕诉合一”，是指一个刑事案件的批捕和审查起诉，从过去的多部门分开负责，改为由同一部门同一检察官或办案组负责。

　　今年7月25日，最高检在深圳举办大检察官研讨班，最高检检察长张军当时提到，下半年，各级检察机关要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，推动检察机关专业化建设，实行批捕起诉合一。根据最高检消息，陕西等地已全面启动“捕诉合一”改革试点；上海已出台“捕诉合一”办案规程；深圳试点“捕诉合一”后的首案已批捕。

　　“捕诉合一”有何影响？

　　检察机关“捕诉合一”改革后，原本只负责案件审查起诉、出庭的公诉人，现在要将工作提前，负责案件审查批捕。这一内部职能调整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。

　　近日，第三届“刑辩十人”论坛在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举行，10名律师共话“捕诉合一”对刑事辩护的影响。多人提到，其带来的一个直观影响即提高检察机关办案效率、避免重复劳动。具体来说就是，办理案件的检察官，批捕时对案件已有了解，到公诉时对案件更能做到心里有数。此外，也更利于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曾随最高检到地方调研“捕诉合一”，他在参加讨论时说，这一改革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重心前移，在批捕阶段就要做通盘考虑。

　　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此前接受《南方周末》采访时提到，审查逮捕属于司法权，更具中立性；而审查起诉代表国家，要求法院追究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责任，这种权力更加积极。

　　多名律师也谈到，改革后，检察官在批捕阶段就难免会用起诉的标准来考量案件，在没有出现大反转的情况下，检察官一旦批捕了案件，很大可能会提起公诉。

　　新京报记者注意到，多名专家和律师对“捕诉合一”改革后律师的辩护空间受到压缩表达了担心。陈卫东就提到，“捕诉合一”势必会以简化、弱化诉讼环节为代价，但不能以损害程序的公正为代价，更不能挤压律师辩护的空间和时间。

　　北京中同律所主任杨矿生的观点是，具体操作中，对于起诉到法院的案件，律师的辩护难度可能会增大，“公诉检察官在批捕阶段就可以介入案件，在证据掌握上更占优势，可能很快就可以起诉到案件，中间律师参与到案件中的周期可能会缩短。”

　　律师建议：

　　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

　　对于“捕诉合一”带来的一系列影响，多名律师在论坛上建议，对审查批捕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，以便律师更充分参与案件。

　　北京尚权律所主任毛立新谈到，“捕诉合一”后，是否逮捕成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分水岭，捕前辩护的重要性凸显。但根据目前的立法和实践状况，审查逮捕阶段的律师辩护，面临一些制约因素，如侦查机关提请批捕，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批逮，往往不通知律师，使律师难以及时介入；检察机关审查批捕，目前仍然是行政化的内部审批程序，缺乏三方参与的诉讼构造，律师介入和发表意见均没有平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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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充分发挥审查逮捕程序的审查、过滤功能，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，毛立新建议，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，采用听证的方式，听取侦、辩双方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再做出是否逮捕的决定。

　　北京大成律所刑委会主任赵运恒认为，应当增加诉讼化的相关制度，增加监督和制约，比如在审查批捕、羁押必要性审查、审查起诉等环节举办听证审查会议等。

　　北京京都律所主任朱勇辉赞同这一建议，通过采取公开的方式，多方参与；此外，“要将批捕阶段的辩护权落到实处，建议将‘可以’听取律师意见改为‘应当’听取，同时赋予侦查机关、检察机关通知律师的义务。”

　　陈卫东也说，在审查批捕环节推进诉讼化，将是检察机关的明智之举，“对于刑诉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必须逮捕的，必须要羁押。除此之外，就是解决案件当事人捕与不捕、是否要羁押的问题，听证也不是庭审，必须坚持简约，双方把事实证据说清楚，由检察官做决定。这种程序也会是律师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。”